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沪商“上访”惹祸端

时间:2018-07-31    点击: 次    来源:中国经营网    作者:谭洪安 - 小 + 大

 

192888日,国民党中央执委五中全会在新首都南京隆重开幕。本来,这应该是一次“团结的大会、胜利的大会”,却意外地出现了不和谐的声音。

此前两个月,国民革命军攻下北京,北洋政府末代首脑张作霖在匆忙退回老家奉天途中遇炸身亡,南京国民政府统一大业的完成,指日可待。年方四十的蒋中正,集国民党军事委员会主席兼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于一身,党内、军内的声望地位,一时无人可敌,只差向权力巅峰作最后一跃。

但气氛热烈的会场之外,突然来了数十位高举请愿书的不速之客,为首者,正是蒋总司令的宁波老乡和最大“金主”虞洽卿。

 

“此系最后五分钟”

 

国民党五中全会开幕前两天,上海商界也齐聚上海总商会议事厅,召开各业联席会议,筹组赴京请愿团。

虞洽卿一改新政府“铁杆盟友”的姿态,在发言中声称,此行“名为请愿,实即监督”,批评“当革命军来沪时,商界曾竭力协助,苟事成而不顾商民痛苦,是违反革命意旨”。言语之间,大有上纲上线的味道。

他还一口气列举诸多不利商人的现状,如外货税轻,国货重征,外船保护,内轮擅扣;从前每车货物纳税三十元,现增至九百元;贷款利率各国最高六厘,日本低至四厘,国内起码一分;海关主权为洋人掌握之总税务司操控,等等。

他最后鼓动道:“国民政府以国民为主体,此系最后五分钟,故请愿团代表愈多愈妙。”

带头大哥宣布“倒戈”,郁闷已久的商界同仁自然群起呼应,很快公推上海总商会骨干虞洽卿、冯少山、顾馨一、王晓籁四人为首,组成请愿团。

四人之中,除不久即因“涉共”案遭通缉的粤籍侨商冯少山(后成为接近中共的中国民主促进会发起者之一)外,均为曾大力筹款支持国民党“清共”的江苏兼上海财政委员会成员。上海土生土长的顾馨一经营杂粮起家,人称“粮食大王”,绍兴帮巨子王晓籁则长期活跃于政商两界。

他们拟定了一份请愿书,内称如今北伐完成,军政结束,训政开始,特提出十项请求:一、颁布约法;二、监督财政;三、永保安宁;四、裁减兵额;五、财政统一;六、整饬党纪;七、关税自主;八、免除杂税;九、劳资合作;十、恢复交通。

所谓“军政”、“训政”,源出“国父”孙中山1924年手书的《建国大纲》。孙中山将国家建设程序分为三步,即武力统一的军政时期,党国体制的训政时期,以及宪法治国的宪政时期。

蒋中正以孙中山的衣钵继承人自居,全国政权既已到手,继续推进革命理想的实现,是理所当然之事。商人们乱极思治,重温“总理遗训”,与国民党当下的执政理念和施政路径,并不相悖,他们提出的整顿财政税收等具体经济诉求,也是初步站稳脚跟的新政府所必须考虑的问题。

既然政商之间并无难以调和的冲突,为何一向精于利害计算的上海商界,要采用集体赴京请愿这般激烈的手段?

事情不是表面看起来那么简单。

 

“必须走得更远一些”

 

此次上海商界“集体上访”,其实是“早有预谋”的。幕后推手不是别人,乃是蒋中正十分倚重的大舅子,南京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宋子文。

在“宁汉分流”中弃“汉”投“宁”的宋子文,大半年前刚代表宋家亲手把妹妹宋美龄“托付”给蒋中正,为何要在政治盟友及妹夫即将登顶的关键时刻,暗中拆台呢?

在那本有名的专著《上海资本家与国民政府19271937》中,哈佛大学中国史学者小科布尔分析说,宋子文长于上海富商之家(父亲宋耀如自美返沪传教兼经商),又入读过哈佛经济系,对私人企业家尤其是上海资本家,有相当的好感,他意识到政府理财上能获得资本家的自愿合作,比专凭强制手段,是更为明智的长远政策。

而军人出身且早年混迹过青帮的蒋中正,用来对付金融团体的唯一可行手段就是勒索和敲诈。北伐后期,北京一位银行家不愿提供贷款,蒋当即下令罚款十万元。虞洽卿及江浙金融界主脑陈光甫等主持的江苏兼上海财政委员会,当初之所以答应为兵临城下的总司令筹措巨额军费,很大程度上也是慑于其“没钱无法维稳”的直接要挟。

1928年六七月间,宋子文分别在沪、宁召开全国经济会议及全国财政会议,讨论尽快统一国家的金融、财政,裁兵以限制军费,裁厘以活跃商业,就是为了争取应邀参会的上海资本家们政治上的支持(参见本报201392D8版《宋子文“站队”》)。

据《字林西报》(晚清民国期间上海影响最大的英文报纸)的时事周刊当日报道,在全国经济会议总结讲话中,宋子文说:“财政部一定会支持你们的,但是你们自己必须越出财政部走得更远一些,到中央政治委员会和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去。只有与会的商界成员的坚强意志,才能创造广泛的公众舆论来对这些机构施加影响。”

正因为得到“国舅爷”兼“财神爷”的力挺,86日在上海总商会议事厅组成的请愿代表团,才决定向国民党五中全会递交“最后通牒”,声言:除非政府接受和贯彻全国经济会议的建议,否则再也不会得到上海商界的任何贷款了。为表明决心,他们拒绝向南京支付当月已承诺的贷款,自双方发生争执以来,这是上海商界立场最强硬的一次。

 

“对各同志请愿,当尽量容纳”

 

1928810日清晨,上海商业请愿团一行60余人(一说上百人)抵达南京,他们代表着上海总商会、华人聚居的南市商会与租界所在的闸北商会、上海银行业同业公会以及六十个上海行业公会。第二天,代表们向国民党五中全会及财政部、南京市分别递交请愿书。

时任南京特别市市长刘纪文、工商部长孔祥熙出面接见请愿团,并招待虞洽卿、冯少山等人。这两位国府高官,一是宋子文的广东老乡兼好朋友,一是宋的姐夫,心中当然明白商人们的来意。

此时,宋子文正在向出席五中全会的国民党中央大员们作报告。他抱怨说,北伐期间,自己身兼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兼中央银行行长,当时连一分钱预算都没有,每天却要想方设法筹措160万元的军费,唯有将政府所能掌握的全部重要税收都抵押出去。他警告,现在除非马上统一税收、统一预算,否则中国不久就面临崩溃。

在此之前国民党人建立的政权,迫于财政危机而垮台,不是没有先例的。民国肇始,孙中山任临时大总统的南京政府,便因为国库空虚,军政经费没着落,只勉强维持了几个月,不得不拱手让与北洋实力派袁世凯。上世纪二十年代早期孙中山建立广东革命政府,借助两广及西南军阀之力试图北伐,也因无暇建设而屡课重税,闹得民怨沸腾,事变纷起,几乎难以立足。北伐后期,高举左翼大旗的武汉国民政府被迫“合流”,归根到底,多半是因为缺钱。

亲历其事又负责管钱的宋子文,对财政危局的洞悉与内心焦虑,非一般党徒、军人及政客可比。但统一税收、裁军裁厘之提议,直接损害与蒋总司令面和心不和的国民党各地实力派的利益,为讨好商人资本家而接受监督与制衡,亦非笃信武力的蒋中正本人所甘心。

不管内心怎么想,面对宋子文与虞洽卿等“金主”们场内场外的一唱一和,国民党领导核心还是要做足门面功夫。813日,蒋介石亲自出面,宴请上海商业请愿团全体代表,他的得力干将何应钦(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兼浙江省政府主席)代蒋致辞,赞扬上海商界“济助军饷,深明大义”。

就在同一天,南京各团体也向国民党五中全会递交了请愿书,要求恢复民众运动。安徽旅京、沪、汉、芜湖、苏州等同乡两千余人,一同前来请愿,要求改组安徽省政府。时任国民政府审计院院长的国民党元老于右任出面应答,他承诺“对各同志请愿,当尽量容纳”。

徽州商帮虽早于清朝后期衰落,无法与新兴的江浙财团相提并论,但散布各地的徽籍商人仍为数甚众,一旦集体上访,也够南京政府头痛一阵子的。

传统上中国历代当政者,最担心民间的鼓噪和骚动造成连锁反应,危及政权的根基。当晚宴会上与江浙大款们推杯换盏、含笑寒暄之际,党政军大权在握的蒋中正是否已暗暗酝酿,得好好“修理”一下强作出头鸟的上海总商会?那就只有天晓得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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